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时间:2017/3/28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是文化的存在。“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对人的熏陶和滋养，就像春风化雨一样，所到之处，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正是因为其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对于我们国家独有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心存敬畏。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集体本位
中国文化具备鲜明的内在超越的品格。中国人通过参与集体事业实现其对永恒和无限的至上追求：个体的人生是有限的，但社会和集体的事业却是无限的。只要将个人有限的生命和社会无限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人生便有了意义。《大学》开篇第一句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认为，这里的“大”指的就是“大人”之意，就是指成年之人应该参与集体事业，因此需要知书明理，培养集体意识，通晓人生之道。没有这种社会知识的学习，没有这种社会规范的洗礼，人是不能称之为一个大写的“人”的。从个体的“修身”开始，向外在的集体社会事业扩散，就形成了中国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
正因为此，中国人对超越经验的彼岸世界兴趣不大，对当下的世俗生活却表现出极大热情。《论语》中记载，季路问孔子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事待鬼神？季路又问孔子对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
同时，对血脉传承的信仰实现了个人有限生命的无限延伸。“愚公移山”的故事中，当愚公被问及何时才能将山移走时，愚公显得信心十足：“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把山移走。这样的信念正是出自对于血脉传承的信心和坚持——个人有限的生命通过血脉在子孙后代中的传承达成无限。
泰勒说：“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些食物被打上不洁净的烙印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一个人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我们民族历经了无数次战乱、天灾等磨难，最终却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并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这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所涵养出来的中国人坚信在集体事业中可以实现个人永恒。
从投江自尽的屈原，到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从精忠报国的岳飞，到留取丹心的文天祥；从血荐轩辕的谭嗣同，到愤然蹈海的陈天华……这些华夏子孙，从来没有人命令他们必须承担“死”的责任，也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履行“死”的义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能让他们视死如归，坦然就义。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八个字中充分体现。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的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的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心性追求
对集体事业的投入，并没有阻碍中国人在个体心性方面的自由追求。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传统更多关注精神上的超越和意志上的自律。
孔子弟子众多，他却最欣赏颜回。这是因为颜回将道德追求与自由快乐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孔子这样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用竹器吃饭，用瓢饮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改变自己的乐观态度。这种安贫乐道，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更不是阿Q精神，而是一种摆脱了外在欲求，在道德践履中自然生发的精神快乐。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对人而言，道德的践行是人的自主自觉行为，而不服从于任何外在的目的和规定。有人企图以“行善”作为增福长寿的途径，遭到了孔子的反对。据《荀子》记载，孔子往楚，曾困于陈、蔡之间，甚至“七日不火食”。子路问他：“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听完，批评子路说：“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将道德自律深深地积淀于人心之中，而非借助于外在的制度约束和律令规范。从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到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人自古以来无不身体力行地传承着自己的“道统”。即使社会不理想，但人还可以有理想。即使世风日下，人还可以自治，至少可以治自己的心。道与善，不在别处，就在人的心中，一旦“得时”，就会大放异彩，助道之兴。所以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孟子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莫见于隐，莫显于微。”最容易见到的恰恰是隐藏在人身体内的心，力量最明显的反而在轻微的一言一行中。“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内心中的力量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强大无比，外力很难使之屈服。而人在举手投足过程中不经意表现出来的情操和气节，就能影响别人。物极必反，有形态的东西必有极，物到了尽头，向前就没有路了。而人之道却没有极，只要血脉在延续，道就在延续。
实践精神
如果说西方文化塑造的是一种主“智”的传统，那么，中国文化倡导的则是一种主“悟”的立场。“智”对应的是知识，需要对认识对象进行外在的打量和观摩。“悟”对应的则是道理，需要参与到其中去品味、去体悟、去感受。道德人格的养成，人生道理的觉悟，说到底并不是一个“知道”或者“不知道”的知识论问题，而是一种实践的功夫。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化特别强调“知行合一”，注重通过实际生活，身临其境地去领悟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之所以令人生厌，正是因为他们的“知”和“行”发生了分裂，思想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只闻其言，不见其行。就此，孔子极力反对脱离具体实践而高谈阔论。比如，孔子对鬼神是存而不论的，“子不语怪、力、怪、神”，但他又特别重视以鬼神为对象的祭祀。这一点令一些人感到疑惑：孔子到底是否相信鬼神的存在？他是仅仅承认鬼神存在，还是相信鬼神的保佑和赐福？其实，这种非黑即白的认知思路，根本没有进入孔子的实践境域。因为在孔子那里，鬼神根本就不是认知的对象，其意义不在别处，就在你虔诚地祭祀鬼神的过程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离开了祭祀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离开了在这一具体实践活动中生发的切身感受，空泛地谈论鬼神就没有任何意义。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以投身于其中的方式去领会当下的意义，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华文化至今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文化不应是置身于外供我们拿来解剖、切割、组合和搭配的外在对象，而应该成为渗透在我们骨髓和血液里的活的命脉。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圣贤豪杰无不用行动诠释文化，用生命维护文化。正是在他们的行动中和精神人格的感召下，文化才成为有生命的东西。今天的我们，如果仅以“凭吊古迹”的态度视之，文化只能是“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现今的时代背景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仍要对专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持敬畏之心，并结合时代发展予以创新，使之落实到生命中，体现在生活上，进入到心灵里。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化才能够“活”起来，汇集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而这，也正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集体本位
中国文化具备鲜明的内在超越的品格。中国人通过参与集体事业实现其对永恒和无限的至上追求：个体的人生是有限的，但社会和集体的事业却是无限的。只要将个人有限的生命和社会无限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人生便有了意义。《大学》开篇第一句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认为，这里的“大”指的就是“大人”之意，就是指成年之人应该参与集体事业，因此需要知书明理，培养集体意识，通晓人生之道。没有这种社会知识的学习，没有这种社会规范的洗礼，人是不能称之为一个大写的“人”的。从个体的“修身”开始，向外在的集体社会事业扩散，就形成了中国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
正因为此，中国人对超越经验的彼岸世界兴趣不大，对当下的世俗生活却表现出极大热情。《论语》中记载，季路问孔子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事待鬼神？季路又问孔子对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
同时，对血脉传承的信仰实现了个人有限生命的无限延伸。“愚公移山”的故事中，当愚公被问及何时才能将山移走时，愚公显得信心十足：“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把山移走。这样的信念正是出自对于血脉传承的信心和坚持——个人有限的生命通过血脉在子孙后代中的传承达成无限。
泰勒说：“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些食物被打上不洁净的烙印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一个人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我们民族历经了无数次战乱、天灾等磨难，最终却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并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这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所涵养出来的中国人坚信在集体事业中可以实现个人永恒。
从投江自尽的屈原，到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从精忠报国的岳飞，到留取丹心的文天祥；从血荐轩辕的谭嗣同，到愤然蹈海的陈天华……这些华夏子孙，从来没有人命令他们必须承担“死”的责任，也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履行“死”的义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能让他们视死如归，坦然就义。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八个字中充分体现。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的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的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心性追求
对集体事业的投入，并没有阻碍中国人在个体心性方面的自由追求。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传统更多关注精神上的超越和意志上的自律。
孔子弟子众多，他却最欣赏颜回。这是因为颜回将道德追求与自由快乐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孔子这样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用竹器吃饭，用瓢饮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改变自己的乐观态度。这种安贫乐道，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更不是阿Q精神，而是一种摆脱了外在欲求，在道德践履中自然生发的精神快乐。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对人而言，道德的践行是人的自主自觉行为，而不服从于任何外在的目的和规定。有人企图以“行善”作为增福长寿的途径，遭到了孔子的反对。据《荀子》记载，孔子往楚，曾困于陈、蔡之间，甚至“七日不火食”。子路问他：“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听完，批评子路说：“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将道德自律深深地积淀于人心之中，而非借助于外在的制度约束和律令规范。从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到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人自古以来无不身体力行地传承着自己的“道统”。即使社会不理想，但人还可以有理想。即使世风日下，人还可以自治，至少可以治自己的心。道与善，不在别处，就在人的心中，一旦“得时”，就会大放异彩，助道之兴。所以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孟子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莫见于隐，莫显于微。”最容易见到的恰恰是隐藏在人身体内的心，力量最明显的反而在轻微的一言一行中。“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内心中的力量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强大无比，外力很难使之屈服。而人在举手投足过程中不经意表现出来的情操和气节，就能影响别人。物极必反，有形态的东西必有极，物到了尽头，向前就没有路了。而人之道却没有极，只要血脉在延续，道就在延续。
实践精神
如果说西方文化塑造的是一种主“智”的传统，那么，中国文化倡导的则是一种主“悟”的立场。“智”对应的是知识，需要对认识对象进行外在的打量和观摩。“悟”对应的则是道理，需要参与到其中去品味、去体悟、去感受。道德人格的养成，人生道理的觉悟，说到底并不是一个“知道”或者“不知道”的知识论问题，而是一种实践的功夫。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化特别强调“知行合一”，注重通过实际生活，身临其境地去领悟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之所以令人生厌，正是因为他们的“知”和“行”发生了分裂，思想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只闻其言，不见其行。就此，孔子极力反对脱离具体实践而高谈阔论。比如，孔子对鬼神是存而不论的，“子不语怪、力、怪、神”，但他又特别重视以鬼神为对象的祭祀。这一点令一些人感到疑惑：孔子到底是否相信鬼神的存在？他是仅仅承认鬼神存在，还是相信鬼神的保佑和赐福？其实，这种非黑即白的认知思路，根本没有进入孔子的实践境域。因为在孔子那里，鬼神根本就不是认知的对象，其意义不在别处，就在你虔诚地祭祀鬼神的过程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离开了祭祀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离开了在这一具体实践活动中生发的切身感受，空泛地谈论鬼神就没有任何意义。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以投身于其中的方式去领会当下的意义，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华文化至今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文化不应是置身于外供我们拿来解剖、切割、组合和搭配的外在对象，而应该成为渗透在我们骨髓和血液里的活的命脉。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圣贤豪杰无不用行动诠释文化，用生命维护文化。正是在他们的行动中和精神人格的感召下，文化才成为有生命的东西。今天的我们，如果仅以“凭吊古迹”的态度视之，文化只能是“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现今的时代背景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仍要对专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持敬畏之心，并结合时代发展予以创新，使之落实到生命中，体现在生活上，进入到心灵里。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化才能够“活”起来，汇集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而这，也正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
